《观念的水位》读后感

《观念的水位》是她近年来的专栏和随笔集，之所以要集结成册出版，还是出于作者对于启迪民智、传递心得的迫切需求。

刘瑜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梁文道评价她的文字是替苍白的名词补回了该有的细节和血肉，有专业学养的根基，又有平近亲和的故事，她的评论正是这时代最需要的营养剂。

作者环顾四周，发现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西方极右话语否定“平等”之价值，将自身设置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

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的骄矜说“不”。这本书以一种不艰深不晦涩的讲述，传递着作者对于民智启迪的决心。

刘瑜认为一个人不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上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的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蒙蔽理性的擦拭。

那么作者是如何对蒙蔽的理性进行擦拭的呢？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

我们应该如何读书呢？

在如何读书、读什么书的体验上，你我或许都有着这样的经历，打开豆瓣，亦或是点击当当、卓越准备补充精神食粮的时候，往往都有一瞬间不知所措的茫然。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阅读噩梦，当在阅读一部非常艰深晦涩的经典著作时，寸步难行。大多时候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坐在那里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这种体验，好像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

类似的阅读体验，刘瑜经历过许多，每每都有大声质问作者的冲动。后来细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自己读的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她好在哪里，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她好在哪里，一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仅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的讲道：“其实福柯对于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以至于刘瑜有段时间很偏激的相信，世上本没有经典，装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这句话当然过于傲慢，更准确的表达方式说则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她，而是她真的能帮助你认识所处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她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暂时还不够去读懂她，要么是她真的也没什么。

所以刘瑜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

这个转变还基于一个认识：大多数哲学与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那个时代缺乏大规模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的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可能性。

所以作者的读书历程，是一个不断从经典下降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论证的历程。不是说经典失去了其吸引力，或者我们停止阅读经典

事实上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是不是的重返经典并从中获益，并且吸引我们去重读经典的，是问题意识的箭头，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例如，作者这样谈到，她以前若是关心“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可能去读马克思、卢梭和施密特，而现在可能去读关于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投票率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的研究等书籍、文章甚至新闻报道。

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他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然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虽宏大但浮空的论断要有力的许多。

类似的，我的阅读体验也是，从大型的随机对照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发现各个亚组分析之间的差异，从而探索发现最佳效益风险比人群，合理个体化用药。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好书？

所以我们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有什么神明。

真正的好书，都向着证伪敞开，而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

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我们要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才能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她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