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开始了流浪，就再也停不下来
我是一个娇气又保守、胆小又谨慎的女生，却在最美好的二十几岁，单枪匹马，足迹深入非洲美洲欧洲，这可真是一个意外。
多年后我依然感到被眷顾，命运给了我最宽容的安排，它将一片自由的海阔天空摆在我面前时，并没有给我太多的考验，更没有要求我破釜沉舟。
这个看世界的机会，叫做外派。其实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由来已久，但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以中兴华为电信双雄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开始了大规模海外业务扩张，让中国资本和技术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才让我这种原本安分老实胸无大志的人，意外的拥有了走遍世界的流浪青春。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被这个时代，赋予了一片海阔天空。
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荫翳。你所能想象的那些形容妈宝乖女的词都可以用到我身上。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二十四岁这一年，她决心要去非洲。是最艰苦的中西非尼日利亚，一个疾病肆虐、治安堪忧的地方。
去非洲之前，我在深圳的银行工作了两年，那是一间在我那年的应届生就业市场上传闻“没事就发钱”的银行。真的是没事就发钱发卡发福利，但就是不快乐，更重要的是，那可以预见的未来，似乎打动不了我的内心。
突然联系上两位大学同系师兄，一位在俄罗斯，一位在苏丹，都是中兴通讯的驻外商务经理。那个忧伤的夏天，他们用QQ传来的俄罗斯舞曲和尼罗河上的波涛，带给我的关于远方的渴望，或许更甚于少年时代读过的三毛。
三毛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梦想，师兄们，则是实实在在的推荐人，照片与舞曲带来的只是远方的灯火，而他们发给我的各种培训资料，才是通向那灯火的桥。白天我依然在数不清的支票与传票之间记账盖章，晚上，在小小的单身宿舍里，我像学生时代一样重新读书、做笔记，为了一份看世界的浪漫梦想，先埋头做了半年现实的专业题。
大部分人面对外派地点分配时，还是会尽量选择条件好的地方。我在别人眼里大概是无知无畏，自己心里却是义无反顾。
我快乐地准备着，办护照签证健康证明，又打了去非洲必须的各种预防针，其中有种黄热病疫苗，打下去特别特别的疼，二十四岁的大人呐，一针扎进去竟然呜呜哭了，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半个小时才回过神。
那时说到非洲，大家最担心的其实是没有疫苗的疟疾，我在博客里开玩笑写道，哎呀，要是得了疟疾以后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呀。到临行前几天，约好了一起出发的法律部男同事突然对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同行了，我决定辞职，我不想去非洲，因为我和我爱人正在准备要孩子。” 我这才知道，疟疾对很多人来说，真的不是个玩笑。
然而，满怀的大草原与长颈鹿、撒哈拉与红海的童话印象，出发伊始就被现实击倒。第一次出国就是去疾病战乱治安堪忧的西非，这个临行前没了同行伙伴的娇弱姑娘，也硬着头皮出发了。
与有一半路程的同行者到了迪拜就分道扬镳，然后我紧张兮兮上了迪拜飞拉各斯的飞机，四下寻找讲中文的声音，找到了就赶紧换座位过去，在入拉各斯海关的时候，这位同伴离开我几分钟去打点这个世界上最腐败的海关，我站在一边等他时，一个海关官员来赞我的手表漂亮，已经让我紧张失措。
到了拉各斯之后同事送我去国内机场转机去阿布贾，看见那简陋的机场和手写的机票，我再也没有勇气了，在拉各斯停留两天，就为了等待有人同行去阿布贾；到了阿布贾，起初我都不敢单独乘坐当地司机的车，去见客户都要拉上跟项目不相干的同事陪我…….
是的，二十四岁的我，无论是作为一个旅行者还是一个外派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弱爆了。那许多的萍水相逢，是我黑夜旅程中的星光，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好像就是为了来帮我一程，再各归各的尘世汪洋。即便后来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了，想起他们，依然觉得好温暖。
一年后，当我独自从肯尼亚飞往传说中总统阿明会吃人的乌干达，飞机降落在另一个城市恩特比，我又坐汽车去坎帕拉；没过多久，我又一个人去了概念中只有大屠杀的卢旺达，跟财政部的官员在餐桌上面对面讨论优惠贷款——我突然意识到，二十五岁的我，已经完全不再是二十四岁之前的那个娇弱姑娘，只不过一年时间，脱胎换骨，从来都不知道，我们的灵魂中，会有那么多前所未知的力量。
经历了这些年之后，我依然认为，我的人生，正是从非洲生活开始才真正快乐起来。
一旦开始了流浪的脚步，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我一直走啊走啊，此后再去中美洲、东欧、以及如今相对安定于北美，我在行走中学会了像非洲人一样快乐。快乐一旦成为一种习惯，便再不能被轻易夺走了。我在流浪中越来越照见了自己。
那么，我这样一个原本娇气保守的女生，在最美好的二十几岁，单枪匹马足迹深入非洲中美东欧，大概也不全是一个意外，而是，一场命中注定？我的守护神，要用这样的十年，帮助我找到真正的自己。
基调奠定下来，我的旅行便不再是旅行，而是一出又一出的生活场景。我在每一个陌生的国度和城市默默地工作和生活着，不以观察者的眼光来看世界，而是真实的融入其中，交过了朋友，遇上了爱人，陌生逐渐变为熟悉，熟悉之后再依依不舍地离开，开启下一段生活旅程。这路上的十年间，二十四岁的娇弱姑娘，走着走着变成了四口之家，儿女双全。
我成为了一个在路上的人，故乡因此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了故乡。
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国家通讯部的法律顾问老太太一直称呼我为“我的中国女儿”，我离开非洲之后她去中国访问刚好遇上我回国间隙，她还专门要求接待人员联系到我，只为跟她在酒店匆匆一见，将多出来的人民币全都塞给我。
应邀跟一群同事一起去某位豪萨朋友的北方老家过宰牲节，他正在那里盖一栋巨大的庄园，指着尚未完工的大宅其中一间，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这间房是你的。众人都只当玩笑，纷纷认领自己的房间，几个月后我回到中国，他的邮件追过来，你不再来阿布贾了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爱你！
在肯尼亚，我每天流连于那高高的紫薇花树下，每个周末的清晨在阳台上对着满目的金合欢树和蓝色的紫薇花做瑜伽，我看到佣人留下纸条提醒关好门窗，不然窗外树上的猴子会溜进来拿走我的首饰，我听到远处传来的狼嚎声担忧了好几天，直到仔细绕着小区走了一圈发现栅栏上都有高高的电网才放下心来。
在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中美小国巴拿马，我上班下班，工作健身，周末跟朋友聚会做菜，逛街血拼，唱卡拉OK，甚至承蒙时任中国商会主席蔡船长看得起，还做了半年华商会的活动主持人。巴拿马不是一个适合旅游观景的地方，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留恋与伤感，全是因为那些匆匆一别便可能再也不会相见的人们。
在捷克，我可以每个季节都去童话小镇克鲁姆洛夫看不同的风景，我可以每个周末都去伏尔塔瓦河边看那群白天鹅，我可以在清晨六点也可以在夜半凌晨去老城广场，在大批游客尚未涌入或已散去的查理桥上看朝阳洒向河水的金光，天文钟前数钟声。
因为不赶时间，我在布拉格皇宫下的台阶可以坐上整个下午，看不知道哪儿来的流浪汉背包客脱下鞋袜、在喷泉里洗脚拂尘，我熟悉了布拉格老城的纵横交错的每一条街道、知道了去哪家餐厅吃哪道菜之后，那座城市之于我，便不再是游客心中的整座城的世界文化遗产，而是开满玫瑰花的美好家园。
在波兰，我试图学钢琴以向肖邦致敬，从老师家回宿舍的路要穿过一座大大的公园，遇见一只孔雀一直走在我前面，我在肖邦故居前的草地上，整个下午听来自全世界的钢琴大师演奏，听者与演奏者，其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钢琴诗人致敬。
我无数次地走进华沙中央火车站的地下大厅，买碗汤买个肉卷，等待一晚上的火车之后先生在布拉格或者布拉迪斯拉发的火车站月台上抱起我转几个圈，等火车的次数太多，跟总是流连在那里的一对假扮缺几块钱搭车的小骗子情侣都认识了。
在希腊雅典，我腹中的胎儿开始孕育，我给她念书、唱歌，在阳台上就着暖暖的雅典阳光晒肚皮。在美国西雅图，我有了儿女双全，在雪山与湖水之间，事茶弄花，读书写字，还经营起一片小菜园。
那所有生活过的地方，回想起来并不比成长到十八岁的家乡少一分感情，此后经年，它们成为了我午夜梦回时思念的方向。
这些关于流浪与成长的故事，都写进了我的新书，《旅居十年》。其实，十年之后的现在，我反而不能确认，改变我的究竟是“旅居”还是“十年”。我猜，真正改变人的应该还是岁月，那些该悟出的道理，迟早会变成我们的人生智慧，该走向何方，终究也是要朝那里去的。
但是，去拥抱广阔的世界，观察并非大同的世界里点点滴滴，或许，能加速岁月带给你的感悟，能牵引你朝该走的方向，走的更坚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