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1
我懂事的时候，曾祖母已经老得只剩两颗牙了。
她每天五点多起床，拿着块旧衣服的破布料作抹布，东擦擦西擦擦。母亲煮好早饭后，她蹒跚地走到厨房，打了一碗清粥，再缓缓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独自坐在床头慢慢咀嚼。
有时候，她会翻着两本老照片喃喃自语，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沉默着，一个人倚在窗边，望着远方呼啸的火车以及明明灭灭的灯火。
我常常躲在门后看着她的孤独，仿佛在好奇地观看一场无声的电影。她若发现我在门边，会摆摆手示意我进屋，反复地用瘦如枯枝的手摩挲着我的后背。
我静静地坐在她身边，看着她拿着梳子，整理自己的发型；看着她把儿孙们给的钱一张张叠好，包在手帕里；看着她的眼泪流过下巴，滴落在粗布麻衣上。
曾祖母是在我家和叔公家轮流住的，这是大人们定的规则，我不懂。可我清楚地知道，她不喜欢住在叔公家，她总说“那边”的日子特别难熬。有一回，她要搬离叔公家，我和爸爸去接她，在路上，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上次你送我的这个纸袋，上面这个小姑娘长得好像你，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你’擦擦脸。”
这是段很遥远的记忆，距离现在已有十二年之长。可我每次回忆起来，眼泪都不停地往下掉。有很多东西，只有我们翻越了千山万水才能感受到它。对于一个孤独的老人而言，她需要的从来都不是金钱，而是真真切切的陪伴以及那些与爱的人有关的物件。
2
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我开始学会为喜欢的人精心地准备礼物。
你不经意提起的书，我会悄悄地买下来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给你；我注意到你最近择菜，起身时总要一手撑着背，轻轻捶打，便开始逛商场挑选按摩器；你说年纪大了总忘事，钥匙三天两头找不着，于是我送给你一个大大的钥匙挂饰，让你一眼就能看到它；如果你总说好想见我，我会偷偷地寄照片回家，让不会上网的你知道我的生活过得并不差。
很多时候，同样的东西，因为是在乎的人给的，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我曾在某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人们总是更热爱时间、情感堆积起来的东西，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
深以为然。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错误地表达了爱。
就像我总是在你为我担心的时候，把“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说成了“你好烦，到底有完没完”。
可是我所做的事情不会口是心非。它会告诉你，你看，我在乎你，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我一直挂念着你，我希望你过得好。
3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开始和我熟悉的家人、朋友有了三千多公里的距离。
每次离家前，我都会大包小包地把他们的爱托运到我所生活的地方。
春天，我可以背着恋人送的小包出门郊游；夏天，我在闷热的城市里用着弟弟为我买的电风扇；秋天，我在月光下喝着父亲酿制的葡萄酒；冬天，我穿上母亲为我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
我比谁都懂这些温暖的物件对于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日子的意义。
尽管工作的忙碌迫使我每年只能回家一次。但是每一次过年回家，我总是想方设法地在有限的空间里，多装些礼物给家人和朋友。
在机场等候托运时，四面八方发出的气息，汇成了巨流，几乎要压过电话那头父母急切的问候。父母的话总是那几句，“路上小心”“今年千万不要带太多东西回家，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缺”。
我一手拖着行李，另一手提着两大袋，身上还背了个大包，在躁热的空间里缓慢地前行。
轮到我时，安检大哥看着我一袋袋行李，笑了，“你这小小的身子骨，行李也这么多啊。”
可我宁愿行李超重，也不愿意为家人少带一份礼物啊。
安检大哥一边帮我办理登机牌，一边说着：一九二O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这里摘录的内容是杨绛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定稿的《我在启明上学》中的片断，从中可以见出其与《我们仨》一脉相承的委婉的叙述风格。
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那是一九二O年的二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一九二O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
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成了家常用品。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
杨荫杭当时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真是谈何容易。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到苏州定居。
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绛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嫈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嫈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比如有一次，他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她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小孩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一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对做家务，杨绛的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因此家里的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杨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杨绛的母亲制造了麻烦。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她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嫈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
